（新春走基层）台湾美食业主盼“团圆”：一起打拼向未来******
中新网福州1月22日电 (彭莉芳)尽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部分恢复通航了，陈人泽还是选择留在福州过年，筹划“陈家蚵仔煎”的新发展。
农历正月初一，陈人泽就赶往厦门曾厝垵考察，准备在厦门这个滨海旅游城市的“网红”小渔村寻一家新租铺，扩大“陈家蚵仔煎”的生意版图。
陈人泽正在做“蚵仔煎”。 吕明 摄从独自一人在福州打拼，到给摊铺招徕助手，再到如今有了三个连锁品牌摊铺，陈人泽的生意可谓红红火火。
“看夏天能不能把儿女们接过来，一家人在大陆团圆，一起打拼。”这是60岁的台湾美食业主陈人泽的兔年“新”愿。
陈人泽来自台中，在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路夜市经营着一家名为“陈家蚵仔煎”的摊铺。进入宁化路夜市，跟着人流走，在人潮最为涌动的摊位前，就能找到忙着做蚵仔煎的陈人泽。
陈人泽正在做“蚵仔煎”。 吕明 摄“价不高，味极鲜，老板很亲切”，加上许多当地网红博主的推荐，让“陈家蚵仔煎”在许多本地美食推荐榜单上名列前茅。往来的食客，也喜欢称陈人泽为“阿泽”。
陈人泽告诉记者，生意最好的时候在夏天，年龄横跨老中青的食客顶着夏夜余热慕“食”而来，只为尝尝他做的台湾小吃“蚵仔煎”，每日限售三百份。
陈人泽准备从住地出摊。 吕明 摄蚵仔煎是闽台传统小吃，“人气”在两地夜市居高不下。磕开鸡蛋，铺上海蛎，倒入地瓜粉浆，待表面煎到金黄，撒上豆芽青菜，再淋上咸甜的酱料，一份软嫩鲜甜的蚵仔煎就“大功告成”。
在陈人泽看来，蚵仔煎制作简单，风味极佳的关键，在于食材的新鲜和酱汁的地道。
为此，陈人泽的厨房里没有隔夜食材，鸡蛋、包菜、黄豆芽须赶早市购买，牡蛎则请人从海边送来。下午三点切完菜后，他将西红柿现榨成汁，将糖、盐、蒜、醋按比例搅匀，静置些时。
“这样做虽麻烦，但味道好！”陈人泽说，酱汁有“新鲜的酸味”，吃时“生津”，是正宗的台湾南部口味。
陈人泽正在清理餐车。 吕明 摄除夕，他给自己放了个假，用一顿火锅犒劳过去辛劳的一年，与远在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聊家常。
陈人泽的父母在台湾逢甲夜市卖了六十几年的蚵仔煎，他也耳濡目染，传承了家中的好手艺。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年少时在台湾开了10年车厂做汽车装配；二是2003年看到大陆的发展前景，跨海到义乌做贸易；三是2009年在大陆重拾蚵仔煎这一老本行。
“死小孩，家里很忙还不赶紧回来。”陈人泽向记者绘声绘色地模仿父母当年从电话传来的埋怨。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大陆发展，“当然要留在这，见证它强起来。”
十几年来，陈人泽带着他的蚵仔煎，奔波于大陆大大小小的美食展做展销，也“跑透了”大陆的大好河山。
陈人泽正在制作“蚵仔煎”秘制酱汁。 吕明 摄“大陆的地理我知道，小时候教科书上都有写！”《三国演义》是陈人泽的启蒙读本，一有时间，他就跑去看看书中的城市，如赤壁、荆州、襄阳、南充等。到常山赵家庄时，他尤为兴奋，这是常胜将军赵子龙的故居，赵子龙是他最爱的三国人物。
奔走于天南海北，他感慨于大陆幅员辽阔，风味小吃数不胜数，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与人文风情，“北方美食量大，南方菜精致小巧、味偏酸甜，西北面食堪称一绝”。他笑说：“如果到四川做蚵仔煎，得做成麻辣味才有人吃。”
陈人泽也感慨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的进步，“现在，许多城市之间‘一日生活圈’形成了。十几年来，大陆人的生活是往上升的。”
三年前，陈人泽机缘巧合来到福州，看准当地夜市经济的发展前景，一头扎进福州夜市做连锁小吃，推广台湾蚵仔煎。
“东西煮出来是对客人的责任，味道失之毫厘，客人都吃得出来。”三年来，他根据当地人的口味以及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食材出搭配比例，这是他的摊铺受顾客青睐的原因。
今年，陈人泽想把蚵仔煎摊铺开到闽南，极具人流量的旅游胜地曾厝垵成为首选。他表示，希望能在与台湾人文风情相似的闽南，推广更丰富的台湾美食。
“陈家蚵仔煎”春节打烊，不少老顾客纷纷在微信上问陈人泽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到蚵仔煎。“尽快尽快，只要钓牡蛎的渔民开工，我就复工。”陈人泽乐呵呵答道。(完)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快3投注地图 |
